来源：澎湃新闻
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胡颐孙杀害其弟一案，是元朝成宗时期轰动一时的大案。众所周知，参知政事，在宋朝几乎是副相的角色，到了元朝，即使这个职位设置的数量稍多一些，但无论是在中央的中书省，还是地方的行省中，参知政事都是从二品大员，负责某方面具体事务，位高权重，锦衣玉食。很难想象，做到这一层级的官员，竟然还要通过自相残杀的方式来争夺家业。
至元二十六年（1289），还在江西宣慰使任上的胡颐孙向朝廷提议，江西方面拟参照此前色目官员沙不丁经营海外贸易的先例，向朝廷申请至元钞一千锭作为本金，成立官营的行泉府司，作为本省参与海外贸易管理和营运的机构，利息则为每年从海外贸易中抽分获得的奇珍异物。此议得到朝廷批准，毫无疑问，胡颐孙也顺势成为这个新成立机构第一任官员的不二人选。很快，他就摇身一变，从江西宣慰使变成了泉府大卿、行泉府司事。朝廷还遥授其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强化其地位。
按说，各道宣慰使本身就是从二品之职，泉府大卿、参知政事与之平级，胡颐孙算是“平调”而不是高升。但宣慰使的职责主要在与该行省偏远地区的州郡乃至山区蛮獠打交道，抚慰这些影响统治稳定的潜在群体，职责虽重，但油水很少，一旦措置不当，轻则丢掉乌纱帽，重则性命不保。
展开剩余90%泉府之责就完全不同了。《周礼》之中，司徒下属有泉府，专门负责国家税收、调节物价的工作。元朝借此官名，建立所谓泉府司，意在通过“理财”调控国家经济，增长国家财富。尽管此举原意是斡脱商人们替贵族敛财的同时，为自己肥利，但在忽必烈时代，多少还是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理财大臣桑哥主政前夕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泉府司正式被赋予一项重大职能——接管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由各地分支机构行泉府司具体管辖。至元二十五年（1288）四月，沙不丁、乌马儿就在江浙地区置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具体掌管该地的对外贸易工作。或许是从中嗅到了“商机”，半年后，江西行省也由胡颐孙提出了设立行泉府司的建议，迅速组建了自己的经营机构。
胡颐孙何许人也？周密在他的《志雅堂杂钞》中提到，他曾在胡颐孙家里看到过一面透光镜，“透影极分明”。周密说，这种做工如此精细的透光镜，他只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见过记载。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如范长寿的《西域图》，展子虔的《游春图》，胡颐孙都曾收藏过，可以证明胡颐孙的家境并不穷。
展子虔《游春图》
然而，一位如此位高权重、家资不菲的人，为何十几年后竟然成了杀害兄弟的元凶之一？该案案发于胡颐孙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期间，但具体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大概在大德元年（1297）前后。案件始末则比较详细地见于《元史》和《元典章》。
螟蛉之子
原来，胡颐孙本姓张，有个兄弟叫张珪，大概在家族中排行第八，又叫张八。张珪案发时在某机构当提举官，虽然我们现在也无法搞清楚他的具体职事是什么，但从《元典章》的判词原文中可以看到，张珪与其兄一样，拿到的任命书是五品以上官员才会颁发的“宣命”。可以据此判断，张珪的官品也是在五品以上，虽未至公卿，也堪称一方大员。
张颐孙原本的家境可能不甚富余，因此，老张家也像其他很多江南地区贫苦人家一样，将自己众多儿子中的一个过继或卖与他人。张颐孙就这样到了新淦富人胡制机家当了义子，改姓了胡。胡制机收养胡颐孙时，膝下无子，因此大概没少尽心培养这个义子，最终通过某些手段，让他逐步当上了江西宣慰使。
在这个过程中，胡制机的亲生儿子出世了。虽然无法得知这位被杀的亲生子的具体信息，但可以从他被杀时的称谓“胡总管”来推知一二。元朝被称为总管的官基本为三四品官员，胡家是南人，在元朝大概不会是“大根脚”家庭，所以胡总管的升官速度，应当是与胡颐孙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胡制机很可能在收养胡颐孙不久之后，就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二人有一定年龄差，但不会太大，在案发前，胡颐孙与胡总管之间的官品不致相差太多。
案发经过本身不算复杂。胡颐孙和他的本家兄弟张珪都是有身份的人，不可能自己亲自下场，只能买凶杀人，但张珪去了现场。他带着雇佣的两个杀手王庭、罗铁三，于某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入胡总管家里，将胡总管杀死。随同前往杀人的还有熊瑞、谢贵先二人，他们没有动手杀人，而是和王庭、罗铁三一起执把器杖闯入胡总管家，属于“从而不加功”的帮助犯。所谓“从而不加功”，是指虽作为共犯案件中的从犯，但对犯罪实害结果没有施加关键作用的意思。非常蹊跷的是，这些杀人犯并非翻墙入室，而是大摇大摆从正门进入胡家。这两位“从而不加功”的帮助犯，一个拿着钥匙开门，另一个则拿着火把照明，似乎完全不惧怕胡总管或者其家里人发觉。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胡总管被杀害了，胡家的家财落入了胡颐孙手中。
如此大的命案，胡颐孙、张珪似乎志在必得，很多作案细节上并未做特别的处理。除了明火执仗地杀人外，胡颐孙等人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没有杀死胡家的其他人，包括胡总管的妻儿，这为他此后的败露埋下伏笔。胡颐孙买通了当地的官吏，特别是一线办案的县吏，很快就将自己置身事外。
杀弟案发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胡总管有一个仆人叫胡忠，大概知道案件真相，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方法，竟得以逃出胡颐孙的势力范围，一路赴大都御史台称冤，最终顺利将该案大白于天下，震惊了朝廷高层。在时任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主持下，监察机关介入了这一案件，最终将胡颐孙、张珪等人绳之以法。
御史台介入刑事案件，是元朝法律赋予监察机关的一项职权。在元朝，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监督纠察百官，尤其是检举官吏涉及贪污渎职的犯罪。但是，在涉及职官犯罪的案件中，处于劣势社会地位的百姓往往很难伸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对官吏的欺压忍气吞声。对此，元朝在制度设计上就赋予监察机关受理百姓控告官吏不法犯罪的权利，百姓如对地方官府的审断结果不满，或发现地方官之间存在贪污渎职行为，可以向各级监察机关发起控诉。理论上，胡忠应该先到地方廉访司或江南行台去控诉胡颐孙，大概是因为地方监察机关已经被胡颐孙的势力所覆盖，也就是董士选所说的“贿遍中外，势援盘结”，胡忠最后才不得已远赴大都御史台称冤。
关于此案，日本学者植松正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刑事案件，没有掺杂其他政治斗争成分。我们姑且以这个立论为前提，来看一看案件的审判结果。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元朝虽然没有颁行自己的法典，只有准法典性质的《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法律汇编，但其司法中主要贯彻的法律原则及所比依的先例，大部分仍然是《唐律》以来的汉法规定。
胡颐孙虽然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但在谋杀人罪中，“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雇人杀者亦同”，胡颐孙因买凶杀人而成为该案的主谋，他的本家兄弟张珪则因伙同参与策划犯罪，被确定为同谋共犯。本来，如果张珪只是同谋的话，可以作为“从而不加功”者减刑，但他亲自带着受雇的人前往犯罪现场，就不再仅仅是同谋共犯，同时也是主要实行犯之一。受雇的王庭、罗铁三作为真正持刀杀害胡总管的人，与胡总管的死亡结果直接存在因果关系，属于“加功”的正犯，因此与张珪一样，都要判处死刑。
熊瑞、谢贵先是真正“从而不加功”的帮助犯。这两个人只负责开门和照明，不曾下手，在谋杀人罪中属于“同谋，从而不加功”的情形。最后，他们被判处流放刑，并在流放役所配役三年。
胡颐孙霸占走的属于胡总管的房产、田地和其他财物应如何处置？从判词看，在朝廷做出最终审断时，这些家资已经被胡颐孙消耗不少，剩下仍在的财物则归还胡总管的妻儿。但问题在于，胡颐孙当初为何没有斩草除根，将胡总管举家杀害，以便全部霸占其家财，杜绝后患？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地方。另一个令人费解之处在于，胡制机原来到底遗留了多少财富给胡总管，才使得本来就很富裕的胡颐孙铤而走险，下杀心夺取这些家财？亦即，胡颐孙的作案动机到底有多强烈？
从吴澄给董士选撰写的《神道碑》看，胡颐孙最在意的似乎并非老胡家的财产，而是胡总管对他这个收养的长子的不满。站在董士选的角度，随着胡总管年龄日长，胡颐孙害怕自己不能“久专其家”，即长期控制胡家，于是伙同本家兄弟张珪杀害了胡总管。从这里的描述或可以看出，胡颐孙与胡总管之间应该产生了矛盾，胡颐孙虽为长子，但终究为外姓收养之人，随着胡总管年龄和地位日长，肯定不满于这位大哥来主宰家业。于是双方爆发了不见记载的冲突，这种冲突直接导致胡颐孙对胡总管下了杀心。也就是说，夺取家财只是胡颐孙杀害胡总管后的顺势举动，而非其作案的最初动机，其最初动机乃为与胡总管争夺胡家的地位与财产控制权。如果拿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与次子察合台之间的矛盾相对照的话，胡颐孙杀害胡总管的心理就会显而易见。
事实上，如果从严格的证据链构建角度来看，胡颐孙杀弟案中的证据恐怕是不完整的。判词中明确提到，王庭、罗铁三杀害胡总管用的刀仗，原本放在一艘船上，后来撇入江中五六年了，再也寻找不到了。这一细节起码说明两点：其一，证物本身是不完整的，关键的凶器并未归案。其二，等到董士选介入此案的审理时，距离杀人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六年，重新开棺验尸的可能性亦极为渺茫。也就是说，在对物证再次进行调查取证环节，董士选几乎无可着手。董士选能做的，就是反复推敲原有卷宗，审问涉案人员，这也是为什么判词中要反复提到“审录已招是实，别无冤抑”。
《元典章》
一波三折
案件审理至此，本来就应该作结案处理了。但好巧不巧，就在临近结案前夕，成宗皇帝颁降了赦书。一般来说，皇帝颁布赦书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或具备合理理由的。常见的赦书有基于登基、改国号、改年号、立太子、立皇后、立宰相等重大国事活动颁降的大赦天下诏，也有基于某些天灾人祸、皇帝降诏罪己时颁降的赦诏。元朝赦书中还有一个突出因素，即因宗教人士祈福“做好事”而颁降，此举导致元朝经常滥颁赦书，不法分子利用这一特点迁延案件，等候赦书颁降而获得免罪特权。
在案件审理接近尾声时接到皇帝颁降的赦书，可以想象当时的办案人员内心有多么不甘和无奈。赦书规定，除了拿钱财贿赂内外官吏的犯罪外，其他与此相关的犯罪，即使已经招供了的，也要根据诏书赦免无罪。在判词中，赦书是用元代独有的硬译体公文写成的，没有经过任何文言辞藻润色，可以想象，它的颁降应该是比较仓促的。赦免的对象也与我们看到的其他赦书不太一样，是对贪污贿赂相关罪犯的特别赦免。这就不得不令人多打一个问号，这份赦书的突然出现，是否带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特定目的？
检索主流元代史料，已经很难再看到对这份赦书的具体记载。它到底为谁发布的，现在也很难说清楚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赦书对胡颐孙而言是利好的。胡颐孙曾经贿赂过办案人员，且几乎可以断定，贿赂行为不会是他本人出面，甚至于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不管是朝廷君臣还是董士选，抑或在江西办案的一线人员，谁也无法百分百确证胡颐孙有过行贿举止。那么，根据赦书规定，胡颐孙就有了被无罪释放的潜在可能。
这大概也成了胡颐孙的抗辩理由。但董士选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在御史台督办此案的他赶紧找到成宗皇帝，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胡参政“不该免”，并把案件始末以及量刑建议全部向皇帝做了汇报。这是一次生动的对话，史料的记载，全文几乎是口语化的表达。董士选首先将案件摘选精要地告诉成宗皇帝，说胡参政是胡家的养子，凭借“胡家的气力”，做到了参政的位置，却恩将仇报，伙同张珪杀了胡总管。董士选处处用的“贼人”，“要了钞和银子”等措辞，无疑给了成宗皇帝强烈暗示。果不其然，成宗皇帝听后，当即表态要将这两个人“敲了”。
“敲了”，就是处死的意思。随后董士选进一步说明对熊瑞、谢贵先的处理，因他们“和贼每一处入去来，不曾下手”，因此只处流远配役。至于被胡颐孙霸占的胡家财产，董士选提出将这些“房舍、人口、田产、财物应有的物件，胡总管的媳妇、孩儿根底分付与者”。成宗皇帝一一答应了。直到此时，董士选才表明心迹，告诉成宗皇帝，这个案子与一般的行贿受贿案件不同，它属于“人命的勾当”，如果审复无冤，就要“依着札撒里入去呵”。这是蒙元公文硬译体表达方式之一，大意是说依法处死，不能像赦书里规定的那样“释免了也”。成宗皇帝也答应了。最后，董士选才轻描淡写地说还有“一件未完的小勾当”，杀人凶器找不到了。连这种小细节都要奏报皇帝，董士选无非就是想求得一个豁免权，万一以后有人以证据链不完整质疑该案，可以将责任推给皇帝。当然，成宗皇帝本人不一定会意识到官员们的“良苦用心”。
最终，案件全部审断建议获得皇帝亲自批准，不再适用此前颁降的赦书，案件中的细节瑕疵也经奏报皇帝而获得豁免特权，胡颐孙杀弟一案因此被“办成铁案”。胡颐孙、张珪、王庭、罗铁三四人被处死刑，熊瑞、谢贵先两人被处流放刑并配役三年。
严格来讲，胡颐孙杀弟一案办得并不是非常符合元朝的常规司法流程，最终推动其解决的，是来自监察的力量——御史中丞董士选以及作为最高权威的皇帝，由此也可以看出，要想在封建社会中对特权人物施加所谓“正义”的法律，难度何等之高。案件得到推动，是许多偶然的因素，如仆人胡忠的成功控诉、董士选的积极伸张，乃至更多已经于史无征的力量博弈交织的结果。惨死的胡总管最终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讳，一如众多寂寂无名的历史过客一样，但他的案件存留至今，反而给我们了解认识当时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一笔。某种意义上，他就还活着。
本文摘自《洗冤录：中国古代刑案故事集》，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洗冤录：中国古代刑案故事集》，钟源/编 郑小悠、史志强、周琳 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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